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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 | 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监管” 专题研讨成果分享

近日,金融城兄弟单位——上海新金融研究院(SFI)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(CF40)在上海联合举办了CF40内部课题评审会暨SFI闭门研讨会,主题为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监管”。与会专家指出,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,前景可期。但近期在多重因素影响下,其发展仍需规范以促进其长期可持续。结合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》和我国发展实际,建议健全支撑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。

 

部分参与嘉宾

 

杨凯生:CF40学术顾问、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

纪志宏:CF40成员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

张承惠:CF40资深研究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

莫秀根: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总监

 

研讨观点:

 

与会专家指出,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,前景可期。但近期在多重因素影响下,其发展仍需规范以促进其长期可持续。结合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》和我国发展实际,建议健全支撑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。

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规范和引导

 

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于2016年由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(GPFI)在《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与普惠金融——演变中的格局》报告中明确提出,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。

 

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,包括支付、转账、储蓄、信贷、保险、证券、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。 

 

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于2016年由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(GPFI)在《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与普惠金融——演变中的格局》报告中明确提出,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。

 

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,包括支付、转账、储蓄、信贷、保险、证券、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。

 

普惠金融是高成本的金融服务,随着科技和金融的融合逐渐深入,数字金融在提升金融普惠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 

一是降低成本。除有效降低了物理成本等运营成本,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能有效降低信用成本和风险成本,并在数据规模积累到可支撑模型稳定性时,随着用户规模增长,平均可变成本将加速下降。

 

二是改善风控。与传统风控相比,数字化风控在数据数量、类型、速度、质量、分析方法、模型迭代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,在大数定律下,能最大限度平衡普惠和违约损失风险。

 

三是促进竞争。诸如传统银行的数字化,各类科技企业对金融服务的渗透,以及银行与数字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,都是竞争效应的显现。

 

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,近年来,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,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,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。

 

部分从业机构的法律意识、风险意识、合规意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缺失,甚至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、传销、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

 

近期,针对行业乱象,监管部门密集出击,重点对P2P、现金贷等开展清理整顿。

 

然而,大量监管措施在发挥作用的同时,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问题,如P2P备案悬而不决,其定位是信息中介、信用中介还是半信用中介尚不明晰,平台是否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责任,网络小贷公司ABS属表内还是表外资产,等等。

 

这些问题必然影响市场形成合理预期以及行业发展前景。

 

虽然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短期出现较多问题,但从长期来看,其发展前景可期,亟需通过规范和引导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。

 

从需求端看,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需求旺盛,存在较大发展空间。无论P2P、小额借贷,还是现金贷,市场需求都非常大。

 

以现金贷为例,自监管机构开展规范整顿以来,现金贷业务在仅仅沉寂数月之后再次飞速发展,并且利率翻了数倍。这其中固然有监管不到位以及监管套利等问题,但也反映了市场需求客观存在。

 

从供给端看,虽然目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,但国际上你追我赶势头迅猛。如越南、泰国、印度等国近年来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迅速,未来中国能否保持领先地位,取决于能否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制度。

 

如能对数字金融发展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,未来我国普惠金融可能将走进一个标志性的新阶段。

 

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

 

数字金融行业存在固有的边界。

 

一是风险边界。尽管大数据等技术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配置风险,但对更为内生的、由服务对象自身生产率低下导致的偿还能力风险,并不能由此消除。

 

二是成本边界。

 

一方面,固定成本或不变成本较高,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不能无限铺设,移动终端也不能无限普及。

 

另一方面,数字技术在降低征信成本上的优势,前提条件是数据可获得性和共享,但无论是数据场景限制还是信息及隐私保护,都可能因数据可得性以及信息数字化障碍,制约数字技术对降低征信成本的效应。

 

三是能力边界。这种能力边界不仅对消费者、投资者,而且对监管者也同样存在。

 

近年来,数字金融从兴起到很快陷入整治,其中就反映了监管环境的巨大变化。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,从观察到逐渐认识,以至按照技术中性原则构建适合的监管框架,需要一个过程,否则极易引发风险。

 

以上所提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边界,实际上是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普惠性的三个条件。

 

总体看,当前这些条件远未成熟,尤其是数据共享和保护、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框架,更是亟待完善。

 

加之数字金融固有的风险外部性、交叉传染性强,以及对数据技术可靠性和数据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垄断的考虑,除不涉及信用风险的支付等基础金融服务外,信贷融资等核心服务并不具备大规模全面快速发展的基础。

 

事实上,较之英美等网络借贷实践更早,信用环境和监管法规显然更完善的国家,当下我国网贷等在个人小额借贷等领域的快速突破,既有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贡献,也暴露出这些领域原有供给的严重不足,更是监管法规不到位的结果。

 

建立支撑数字普惠金融

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

 

结合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》和我国发展实际,CF40课题组建议建立支撑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:

 

第一,建立可靠安全的基础设施和数据共享、保护机制。

 

一是明确数据产权,完善立法保护隐私。

 

二是政府健全金融科技系统安全、技术应用标准,并作为从事金融科技行业的准入门槛之一。

 

三是建立反欺诈数据服务共享平台,联合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工信部等政府部门,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行业协会及相关金融机构、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反欺诈工作机制,推动不良信用数据共享。

 

第二,建立动态平衡的监管框架。

 

公平一致监管。重视功能监管、行为监管,对具有同一经营性质和风险特征的金融行为,尽可能统一监管标准,无论风险源于何类机构、何类业务模式以及何类技术手段。

 

动态平衡监管。对网络支付、互联网货币基金等成熟业务,监管基本可实现常态化。对网络借贷、股权众筹等新兴业务,风险积聚较多,业务模式尚未成熟,监管上应从严把握并逐步完善监管框架。

 

同时,行业内也要实施分级监管,在杠杆率、资金来源以及业务范围上适当区分,扶优汰劣,既体现包容性,又体现竞争性。

 

监管者职责清晰。按照实质重于形式、监管能力和责任匹配的原则,清晰界定监管职责,堵塞监管漏洞。

 

一是更加重视功能监管,按照实际业务功能而不是机构形式,确定监管职责。

 

二是监管能力与职责要匹配。

 

三是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相结合,更加重视垂直分工。四是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监管协调机制。五是提高监管能力,利用数字科技丰富监管工具和方式。

 

第三,建立有效负责的消费者保护机制。

 

在服务商行为规范方面,制定统一的供应商行为规范要求和相应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机制。

 

在消费者能力建设方面,明确服务商的相关义务,同时对部分高风险的投资和借贷业务,可将客户能力培训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前置条件。

 

在维权机制和渠道上,应确保投诉解决机制方便、易于理解、高效且免费。

 

一是建立面向用户的信息查询平台。

 

二是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。

 

三是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多层次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,鼓励消费者使用团体诉讼机制。

 

四是健全消费者数据隐私保护机制,重点加强对数据采集、使用监管。

 

此外,也有专家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:

 

一是明确方向,形成预期。尽快明确监管整治方针,让市场主体对照监管标准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和业务板块;强化监管前置和契约精神,给市场一个合理的预期。

 

二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各自优势,形成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业态。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渠道,具有易于监管、资金充足、供应链多、利率成本优惠等天然的优势;金融科技公司机制灵活,内部创新动力强烈,在获客渠道、数据分析、风控模型等方面优势明显,二者合作可优势互补。

 

三是善用科技提高监管能力。注重技术与法规、条文的整合,也要注重利用技术对监管科技本身进行监管。理顺大数据公司和监管部门在科技监管中的合作模式,提高监管科技应用的动力。

 

四是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可审计性。除了定性描述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外,还需进一步明确其可用于定量分析的业务范围和统计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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